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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“土皇帝”马鸿逵禁烟:财力吃紧是主要原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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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“纸烟消耗,鸦片同害”

      ——马鸿逵禁止吸食纸烟始末

      近日,在宁夏档案馆,笔者见到一张民国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逵于1948年颁布的禁止吸食纸烟的布告。关于民国宁夏省查禁烟毒,禁种大烟的史料,笔者见过不少,但是禁止吸食纸烟之事,还是第一次知道。虽然马鸿逵信奉伊斯兰教,本人不吸烟,但也不至于由此就在全省禁烟吧?带着疑惑,查看了些旧中国烟草方面的文献,才知道自烟草传入中国以后,反对之声就一直不绝。所以,马鸿逵在宁夏省禁吸纸烟,并不是他一时心血来潮,或个人好恶,还是有些历史原因的。

      清代之禁吸烟草

     

      烟草进入中国可追溯到明万历年间,先由出海的福建水手从吕宋带回烟草的种子,再从福建南传到了江浙。此后,“八闽滋种族,九宇遍氤氲”(清·沈德潜《咏烟草》)。 

      随着吸食烟草的逐渐兴盛,臣民们旱烟袋、水烟袋、水烟筒齐上,享喷云吐雾之乐事。而“烟食不果腹,种烟耗地力”之弊随之显现,官方的禁戒烟草的律规也就出现了。最早有明崇祯帝为了禁烟,曾勒令以斩首示众惩罚私种私售者,但收效甚微。到了清代,《大清律例》和太平天国《天条书》都有对吸食烟草者的罚处条款。 

      《大清律例》有:“凡紫禁城内及仓库坛庙等处文武官员吃烟者革职,旗下人枷号两个月,鞭一百;民人责四十板,流三千里。该管官员见而不行捕首,被旁人捕首者,该管官员俱罚俸半年。”意思是说,不论官民凡在皇宫和仓储庙宇等重地抽烟者罚,而在其他地方还是可以抽的。传说康熙帝玄烨不喜烟草,其在位时,有高丽国贡烟千匣,玄烨诏“却之”,为此翰林院尤侗诗云:“请看万匣高丽种,未许深宫近至尊。”康熙南巡驻跸德州时曾说:“朕平生不好酒,亦能饮一斤,止是不用。最可恶的是用烟,诸臣在围场中看我竟日曾用烟否?每见诸臣私行在巡抚帐房偷吃,真可厌恶,且是耗气的东西,不但我不吃烟,太祖、太宗、世祖以来都不吃烟,所以我最厌恶吃烟的人。” 

      如此说来,纪晓岚扛着个大烟袋锅子与主子整日里翻舌头的电视剧,就是整个一个胡编。 

      和清政府相比,太平天国对抽烟者的态度就十分过分了,《天条书》载明:“凡吃黄烟者,初犯责打一百,枷一个礼拜;再犯责打一千,枷三个礼拜;三犯斩首不留。”清张汝南《金陵省难纪略·贼禁》记载:“犯吸黄烟者的枷责,以烟置枷上,荷之游街。”抽几口黄烟,轻则一顿棒打,还要夹上木枷,插上烟杆游街示众;如果没被打死,还想再来上那么几口,过一把烟瘾,便会被砍去首级,尸首分离。如此酷政,恐怕也是太平天国短命的一个原因吧。

      民国的禁吸烟运动

      清末民初,用烟杆、烟袋抽叶子烟已经遍及各地了。此时,城里人又兴起了时髦的“洋烟”,国人称之为“卷烟”之物。卷烟又称纸烟和香烟。因卷烟传入中国后,一直被视为是奢侈品,故而时常遭到人们的诟病和反对。 

      1911年5月,上海革命军外交总代表伍廷芳、上海军政府民政长官李平书在上海发起禁戒纸烟大会,成立禁纸烟协会。对此,许多社会名流纷纷响应,如美籍华人丁义华、名医丁福保、作家金蔚文等。伍廷芳的秘书朱文炳创作的《上海光复竹枝词》,以民歌小调记述了反烟运动的全过程。丁福保等对纸烟成分进行化学分析,并作了病理试验。将纸烟的危害化验报告公诸于众。金蔚文为配合禁烟活动,编写一首《戒烟小调》,通俗易懂,妇孺可读,印成传单,沿街发放,还辅导教唱。一时书场戏馆,人人尽闻。 

      民国时期,为禁绝鸦片烟毒,政府曾做了些工作,禁毒取得一定成效。在禁毒的号召声中,又延及到了禁吸纸烟的问题。 

      20世纪30年代,蒋介石和宋美龄联手发动新生活运动,试图改造国民之习性。1934年2月19日,蒋介石在江西南昌发表“新生活运动之要义”演讲,拉开了民国“新生活运动”之序幕。同年5月,蒋介石向全国发表了《新生活运动纲要》,纲要附10条《新生活须知》,因其“第6款之新生活中之食”有“鸦片屏绝,纸烟勿吃”一语,一场波及全国诸省的禁吸纸烟活动,随着新生活运动开始了。在舆论的影响下,一些地方立即号召禁烟,如浙江省政府呈请国民政府行政院:令全国禁吸卷烟,令内务部、财政部、实业部研究禁烟办法。浙江省内所有机关,凡公务人员均禁吸烟,并勒令限期戒绝。此事在当时轰动一时,并迅速影响河南、福建等省。南京地方警察也出面参与其事,对人民在街头步行或乘车时出现的吸食者,均予干涉。福建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刚一成立,当即发布《通告》,声明“本周为不吸香烟运动周”,并限定二日以后,摊贩不许贩卖香烟,行人不许在路上吸食香烟。甚至还有地方拘拿卷烟商贩,并将他们运输、销售的卷烟公开焚毁的事情发生。对此,中外烟商纷纷致函当地政府和国民政府,以安定商业为由反对禁吸纸烟。 

      推行新生活运动中出现的大规模的禁吸烟运动,惊动了国民政府的高层。财政部长孔祥熙为确保国家税收,又要贯彻新生活运动的旨要,由他召集财政、内政、实业三部,审议了浙江省政府呈请实行全国禁吸卷烟一案,并报行政院批准,决定“对吸食卷烟,暂缓禁止”,其理由是:“国家现在聚精会神于烟毒之厉禁,各省宜先期烟毒之禁绝,然后再推及于卷烟之吸售。”但对浙江省的“由政府行文各机关团体学校等,禁止以卷烟供客,并限制公务员于办公时间内吸食,暨严禁未成年人不得吸食卷烟各节,均应准予照办”。行政院训令之后,各地为推行新生活运动仍发生了一些禁烟余波。为此,财政部于1935年6月15日再下一文,称:“任何团体,如有假借新生活运动名义,禁止人民吸售纸烟,务应立予纠正,以维国税而安商业。” 

      至此,由“新生活运动”而起的一场禁止吸烟运动,在国府的“暂缓”和“以维国税而安商业”之下,遂告结束。

      马鸿逵禁吸纸烟

      1934年春,马鸿逵联合西北诸马与孙殿英进行了一场军阀混战,致宁夏“人民死伤以数千计,战事之惨,为西北历来所未有”(1942年《十年来省政述要》宁夏省政府秘书处编)。“孙马大战”加之西北地方风气闭塞,让宁夏省的新生活运动较其他各省晚了近一年,没有赶上热闹一时的禁吸烟运动。不过,宁夏省城(今银川市)亦有追风响应者,如省会公安局长马如龙为这一年就曾下一训令,令饬告诫各分局警士禁吸纸烟,以期自新(《宁夏省会公安局一周年工作报告》,1935年2月)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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