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自忠路自然是为了纪念殉国抗日名将张自忠而命名的，同时命名的还有赵登禹路、佟麟阁路。那两条路原来的名字，如今几乎没有人记得了，可是还有许多人仍然不说张自忠路，而说铁狮子胡同，可见传统的力量有时候还是很顽强的。到了文革时，很多胡同都改成了反帝路、反修路一类名字，张自忠这种“国民党反动派”自然也是要不得的，可是几乎没有人记得当时路名被改成什么。那个疯狂的年代终究也是昙花一现，虽然深深刻进了我的童年。
我出生时，家住张自忠路也就是铁狮子胡同一号，熟悉那个大院的人简称为铁一号。这里最早是明末田皇后之父田弘遇的宅第，清末民初时的陆军部和海军部，北洋后期段祺瑞执政时的执政府。1949年后，以培养党政干部为任的人民大学进驻。1950年代中期，人民大学本部迁往西郊林园，原执政府办公楼哥特式建筑西面，盖了3栋红砖宿舍楼。其时正是中苏友好时期，哥特式西方资产阶级建筑形式自然不会再用，但这3栋楼也不是苏联式样，除了厚大笨重庶几近之外，更多是国产土碉堡的样子，全无美感可言。这3栋楼因其颜色被命名为红一到红三楼，每栋楼有5个单元却被命名为甲到戊组，而不是1到5单元。这种称呼在北京极其罕见。楼呈宝盖形，乙、丙、丁组居中，甲、戊组拐过来各占一头。楼有5层，楼顶是一巨大平台，用1.2米左右的墙围起，每逢“五一”，“十一”，是看烟花的绝好地点。那时人头簇拥，欢声起伏，是童年难得的明亮瞬间。
楼顶平台的最大好处是各单元之间可以从楼顶来往，对小孩玩捉迷藏、大人进行“反革命”串联、小偷作案都很方便。我七八岁的时候有时自己去楼顶看星星，曾经看着看着就睡着了，回家晚了被狠狠训了一顿。不过文革时家长绝大多数不是忙着革命就是被革命，无暇顾及管教子女，我们就像荒草一样慢慢长大。执政府的大花园那时也是一片荒芜，喷泉早已干涸，野草丛生，小径长满青苔，路灯碎灭，入夜一片黝黑。岂止花园，由于维修工人们也起来造反，楼道里的灯没有人管，多半熄灭了。我从小就习惯在黑暗中上下楼，偶尔会一脚踹到邻居堆在楼道中街拐弯处的冬储白菜。如今我也经常半夜起床走来走去从来不用开灯。曾经写下诗句：“在梦里充满黑夜／在墓场坐到天明”，其实都来自亲身体验 。
在口号是“人多力量大”，根本没有计划生育的1960年代，虽然死人多，生得更多。大院里面小孩众多，一玩捉迷藏或者官兵捉贼就以四、五十计。有一次我藏到执政府大楼堆杂物的顶楼上，忽然站起一对青年男女，把我吓得半死，而他们更是仓皇而逃。若干年后，我明白了其中就里，也理解了他们的慌张。“男女关系问题”虽然不如“反革命”罪那么致命，也足以让人名声扫地，万劫不复。
在某次被“官兵”追得慌不择路时，我一跤前仆，两颗门牙飞出，满脸是血。幸亏是还没换的牙，不过据说我后来门牙长歪和这一跤还是有关系的。无论如何，从此我不再被准许晚上出去玩。家里有一套残缺不齐的《三国演义》连环画小人书，大概是60册里的10多本吧，我十分喜欢并且经常照猫画虎画打仗的小人。父亲1967年一直在“牛棚”被学习，不过还算幸运，每天可以回家。晚上从学习班回来，他就给我读小人书，后来明白那也是他安慰自己的一种方法。他读了若干遍后，我就把这些小人书背下来了。不知不觉地我看着字形就能知道怎么念，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识了字，识的字多了，就该自己读字书了。家里书柜抄家时被贴了封条，风声尚紧，也不敢偷偷打开。所以我一开始读的是各种文革里的小报，还有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。到1969年中共“九大”召开，我已经可以囫囵吞枣地读大会公报了。
1968年秋天，文革告一段落，中小学“复课闹革命”，我上了北京府学胡同第一小学，班主任翟老师，30岁出头，身材不高，常带笑容，和蔼可亲。开学第一课是学读和写“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，万寿无疆！林副主席身体健康，永远健康！”。
我出生在大饥荒年代，从小营养不良，缺钙性软骨，两岁半才会走路，此后也根基不稳，一推一跟头。不过估计是饿死鬼来投生，七八岁时的饭量已经顶得上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。所以我个子一点也不小，脑袋硕大，已经带40号帽子，因此我坐在最后一排，靠着窗户。那是一间偌大的教室，后半间都是空的。我听课感觉无聊，时常望着窗外。然而窗外只有一片灰瓦屋顶，不像十年以后上高中时可以看见全聚德烤鸭店走廊，服务员端着烤鸭走过，我远远地咽口水。
望着窗外也不好玩，于是我在上课中站起来，在教室的后半间踱步一会再坐下，翟老师和同学看着我目瞪口呆。课间小朋友们三两成群地下楼玩，我却自顾自在座位上画古装小人骑马打仗。从七八岁时画十八般兵器，到十二三岁时改画高鼻梁大眼睛半裸美女，作为男孩子的成长过程倒也十分自然。
家兄那一学期也转入府学胡同第一小学读五年级，聪明机灵，极得班主任喜爱。然而没过两个月，班主任被打成“国民党特务”，学校要求学生“划清界限”，对他揭发批判。家母坚守学生不可以批判老师的原则，去学校交涉不果，只有让家兄休学。恰好翟老师也即将临盆，需要请别人代课一段时间。她向母亲建议说，你这个孩子和别的孩子不太一样，现在又没有哥哥罩着，不如也休学一段时间。于是我也离开。
再回学校，已经是8年多以后。
二
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我认识了一位朋友，也曾在铁狮子胡同一号度过童年。我和他谈起往事，他却告诉我那段时光不堪回首，他大半记不得了。我能理解他的心情，我自己也曾经想要忘却，走出往日的阴影，许多记忆也就真的渐渐远去，徒增
几分过往的不确定性。比如说
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，一位
教授从楼顶平台上一跃而
下，当场死亡，大人和孩子
纷纷奔跑过来围观。我也
朝现场跑过去，但是马上
就被抓回家了。我至今
不能确定，有没有看到
脑浆崩裂的死者，40多
年来，这个场景会情节
变幻，偶然出现在梦
中。
1982年，我看电
影《铁皮鼓》时热泪
盈眶，其实与电影本
身倒没有太大关
系，更多是一种
相通的感动、一
种我曾经梦
想过的拒绝方式。死亡与暴力足以在瞬间摧毁童年，并以某种延续影响人的一生。如果你是一个被害者，那么你会经历一个受创与平复的过程；如果你仅仅是一个旁观者，那么你看到的景象或许会留存更久。在刻意或者不经意之间，童年体验对生活态度和有关我们所处时代的认知，往往有决定性的影响。也许你读过卡夫卡，不知你是否发现，如果你想要走出去，你就永远走不出城堡。卡夫卡自己也是如此：生前是一名保险公司职员，终生未婚，但是不断的恋爱、订婚、写情书，临终时深感绝望，想把《城堡》付之一炬。我们无法走出的何止城堡！虽然在时间的河流里，我们的一生和我们的时代无非过眼烟云，我们却不论在哪里，也毕竟不能走出历史。红一楼历经半个多世纪后依然矗立在那里，老迈不堪。我想起蜂窝煤炉的火光，冬夜我经常坐在炉边读书。书中历史人物的故事，遥远而有趣。那时自然不曾想到，若干年后，许多见过的人就成了历史中人物，一点不遥远，也未必有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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